中 國 哲 學 精 神
方東美講
引 言
在東美先生的作品中,下列「輔大講座教授就職演說辭」乙文,可算是最易於了解,又最具有紀念性的一篇,理由說來特別。堪稱先生對人類思想界所作全系列最重要而獨到貢獻的「序曲」。
先生執教中國國內數所大學,歷時二十三年(一九二五一九四八),主要在南京與重慶國立中央大學。後來又在國立臺灣大學執教二十六年(一九四八一九七二),其間專講「中國中心之本質與精神」者,七年。後精心結撰,凝成英文巨著「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該書多在夜間寫成,而以日間中文講錄內容為藍本。
一九七三年,譯者孫格拉底,回母校臺大哲學系服務,擔任客座副教授兼系所主任。曾隆重致聘,懇請回系擔任特講,先生堅辭。旋受聘輔大(一九六一年在臺復校),擔任哲學講座教授。為斯職居間盡力者,有輔大神甫二人﹕其一為臺大拉丁文教授龔士榮神甫,時任輔大校長于斌樞機秘書長;其二為該校哲學系主任(後任副校長)張振東神甫。張神甫大學部時曾受教於先生,與譯者孫格拉底同班受業,誼屬同窗。
一九七四年、中,令作者大感失望者,發現其在臺大累積七、八年之講學錄音帶多「不可用」,惜哉!異哉!幸尚有三年生命在世,乃罔顧癌菌體內擴散,不辭艱巨,在擔任輔大哲學講座之際,以老病之驅,發獅子吼,全系列重講一遍!今後世人應感謝龔、張兩位天主教學人神甫,目光遠大、心靈開放,功德無量;使先生畢生覃研原始儒家、原始道家、新儒家(六百頁)、大乘佛學(一千七百頁)四大體系最圓熟之思想見解留傳人間,且一切以其母語中文出之。其詳盡充分,嘉惠後學及一切愛智者,果何如耶?
此篇重要文獻之英譯,為紀念先生逝世十六周年而作,係由先生弟子孫格拉底與敬慕者華珊嘉博士共同努力,分工負責,克服譯藝三難「信、達、 雅」。對原始整理者傅佩榮博士,以及 出版家黎明公司,
本刊謹致謝忱!一九九一年美京華盛頓美洲天主教大學神哲學院柯雄文(
Professor Antony Cua)教授語人曰﹕「西方承認臺灣有哲學,是因為臺灣有方東美!」同時,吾人更從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可教授的訪問報導得悉﹕「方東美教授是當代中國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可惜他的作品翻譯到西方等太少了!」[1]茲謹借引柯、海二位教授之言,權充本所「鳩摩羅什計劃」成立之部分理由。
譯者孫格拉底、華珊嘉
謹識於東美研究所
2003/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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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九一年美京華盛頓國際文教促進基金會頒贈東美研究所「學術杰出服務貢獻獎」,假美洲天主教大學神哲學院舉行頒獎儀式及酒會,由該會會長趙仰雄博士主持;席間柯雄文博士親語譯者孫格拉底等到場來賓。關於海耶克博士論方東美教授之言,詳許敬民,「經濟與人的哲學——海耶克教授訪問錄」,《哲學與文化》,第 一卷,第十二期,頁十四,總編號二十二,一九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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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一、背境與緣起
(1)印度哲人拉達克里舒蘭的友善挑戰
(2)在西方哲學界的體會
(3)兩套迷思﹕哪遍的月亮更圓?
(4)對當代中國哲學方面的著作深感失望
(5」十載心血,盡瘁於斯
(6)回顧與前瞻﹕一項簡單的看法與希望
二、基本意涵與動機﹕一以貫之
(1)序曲﹕兩個小故事﹕
(a)乘飛機,臨空鳥瞰
(b)學孩童,手放風箏
(2)四大傳統,詩喻寫照
(3)挑戰與回應﹕再發現與再創造
三、研治中國哲學的方法與途徑
(1)基調﹕創造的人文主義
「中國哲學之中有位人!」
(2)方法學上的探討
(a)科學與邏輯途徑
(b)宗教途徑
(c)形上學途徑
(3)形上學三態﹕
(a)超自然主義、或超絕形態的形上學
(b)內在形態的形上學
(c)超越、與即超絕即內在、形態的形上學
(4)西方哲學有兩大方法學陷阱
(a)惡性二分,而非廣大和諧
(b)局部分析,而非透徹分析
(5)一套廣大悉備、旁通統貫的思想與哲學體系才是澈論之道
四、東西方哲學間的根本差異
(1)超二主義體系 對照 泛二主義體系
(2)廣大悉備體系 對照 局部分析體系
(3)旁統統貫體系 對照 異隔孤立體系
(4)機體主義體系 對照 機械主義體系
(5)價值中心體系 對照 價值中立體系
五、中國哲學的通性
(1)一貫論
(2)道論
(3)個人品格超升論
六、四大傳統,各具特點
(1)原始儒家形態﹕時際人
(2)原始道家形態﹕太空人
(3)佛家形態﹕時空遞遣人才
(4)新儒家形態﹕時空兼綜人
一、序說講述本課緣起
各位同學﹕
剛才系主任說要換教室,我想不一定有這個必要,因為照齊克果的說法,在演講哲學或宗教的場合裏面,第一次很多人,第二次減半,第三次再減半,一直到最後只剩演講者一人在Monologue(獨白),自己說,自己聽。也許下一次我們再回到小教室,甚至只剩一人。
首先,我應當聲明﹕我不懂國語,我說的話是淮河平原的普通語言,諸位能夠聽得懂嗎?其次,現在討論的題目是﹕「中國哲學之精神」。這在本人研究哲學的過程中有些曲折。我從小三歲讀詩經,在儒家的家庭氣氛中長大。但是進了大學後,興趣卻在西方哲學,後來研讀的書和所教的書多是有關西方哲學的。直到抗戰時,才有了轉變,覺得應當注意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哲學,於是.逐漸由西方轉回東方。
這個期間還有一段插曲﹕當時印度剛剛獨立,印度的學者拉達克利舒南到【重慶】中央大學訪問,希望中國的政府和學術界能夠幫助印度。談到印度人對印度哲學的興趣與中國人對中國哲學的興趣時,他問道﹕「從中國人念哲學的立場,對於西方之介紹中國哲學是否滿意?」我否認他的話。因為哲學大異於任何其他的學問。別的學問可能客觀,哲學則不然!尤其是東方哲學,東方哲學所講的智慧是「內證聖智」(詳《楞伽經》)。外在約經驗和事實只能助其發展。東方哲學首先當有內在精神。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內行。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雖然目前交通頻繁,西方也有不少名家,但是他們的精神與心態還是西方式的,所以沒有辦法透視這種內在的精神。內在觀照重於外在觀察。他又談到,雖然西方人重新了解梵文的重耍,重新恢復了這種語言,但是仍然不能透入其精神。正因為印度學者不滿意西方人之介紹印度哲學,所以才自己出來介紹,他們在語文上受英國的影響,已經可以自由運用了;在這方面中國學者瞠乎其後,因為中國文字複雜微妙,數千年以來音義雖稍有改變,仍舊是一種活的文字。中國人對此有一種Pride(自豪),認為自己的文字足可以表達自己的智慧。古代中國所謂的西方、西天,指的是印度。紀元後一世紀時,印度思想東漸,當時正值漢代,國勢強盛,民族自尊心重,於是設法翻譯外來的語文。直到六朝隋唐,在各個譯場都有許多中國學者專家精通梵文。唐宋以後,重要經典已經完成,便視梵文為不重要。歷史上,中國向來很少用外來語文向外人講述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在近代也很少用西方的語文在西方傳播本國思想,不像印度所做的(那樣),能夠使誤會漸消。中國思想的介紹,大都是由西方來華學者所擔任,可是他們的心靈差別仿然存在,使得誤解愈來愈多。拉達克利舒南乃向我挑戰,用西方文字講中國思想,我便在中央大學逐漸由西方轉回東方。
到了臺灣後,我利用一年的休假,以英文寫成
The Chinese View of Life(《中國人生觀》,一九五六),有人說這書名太謙虛,此書實寫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中國人生哲學》)。 初到臺 大時,教的仍以西方哲學為主,一九六四六六年間在美國任客座教授。與西方哲學直接接觸後,發現西方學生對東方哲學常感到困難,我於是由西方說起,辨其好壞;然後再講東方哲學,使他們更容易了解。在一九六四年東西哲學家會議中,我談到「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發現哲學家雖然專注於西方的智慧,可是對於東方哲學、尤其中國哲學,並沒有難處。在密西根任教時。發現青年的心態也有些改變了,他們對於東方幾位大家,對於中國哲學,漸不感覺困難。回到臺大時,反而看到我國的思想界偏差很大。關於這一點,老一輩的學人要負大責任。近五十年來,中國文化、典章樹度、學術,都有現代化的必要;可是他們把現代化只看成西方化,口喊西化,但是對於西化並非由西方的根源談起,如: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只知道從外表去看,如政治、經濟、商業等。前輩學人對此應為負責,因為這使得近代青年一直覺得西方的月亮比東方圓。西方學者固然只從外表看中國,充滿誤解。但中國學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國青年從文字起、到思想習慣,都有一種內在貧乏症。這一點在西方也是一樣的。西方人的歷史觀念以為歷史是 Linear Pogression(直線的進程),到了近代就把Progression(進 程)與Progress(進步)混而為一,以為一切都是後來居上的。現在西方人說「上帝死了!宗教死了!」但是應當問問﹕「是誰殺死了上帝?誰殺死了宗教?」老實說,就是西方人自己。他們使希臘:中世和近代古典文化都趨於毀滅。只知前瞻而不知回顧:以中世為黑暗時代,只證明說的人是盲目,是知識上的盲目。因此西方青年也有「外國月亮比西方圓」的心理:使得中國。印度、日本的思想也能大暢其行,然而他們的立場只是未來主義,先把自己現代重要的文化遺產都遺忘了,再盲目地追求東方。可是又無法越過語言隔閡,於是談禪都成了狂禪,並無法解救西方的危機,所找的也根本不是中國文化中的精華。
所以,如果要使東西方相互了解,先應當觀念正確,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民族中,有真正的東方心態,再去研究西方。拿梁淇漱來說吧,他本身是一位好學者,可是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卻有些根本的誤解。譬如說,他一談到印度佛學,就說印度文化是「向後的文化」,這是根本末曾了解佛學。看到羅素,杜威到中國演講,以為他們就代表了西方,以為歐洲只有羅素,美國只有杜威,拿這兩人去了解西方,自然很淺薄,對下一代青年的影響也就不堪設想了。談西化,應當原原本本地由希臘到中世、到近代、到當代。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來的!各主要文化的決定因素,在希臘是哲學,在印度是宗教與哲學,在中國是藝術與哲學。我們承受中國的文化傳統,應當在這種優美的精神傳統中,先自己立定腳跟,再在自己的立場上發展內在的寶貴生命和創造精神,然後培養成內在的智慧,虛心反省自己的優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一九六六年我回到臺灣以後,在中山北路一家書店裏,看到一本《中國哲學史》,我真不知道它是怎麼寫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雖然是抄日本宇野哲人的,可是還抄得像樣;這一本書卻荒謬百出,中國人怎麼可能會寫出這種書來?我於是放下一切西洋哲學的課程,改教中國哲學,由上古、魏晉三玄、惰唐大乘、到宋明清新儒家哲學,一共花了四年時間,期待能有所收穫,可是下一代一些青年畢業後,教這門課仍然感到很困難,我便再重教一遍。輔大是個有新希望的大學,在臺復校後充滿蓬勃的精神,改掉舊的習氣,而由西方哲學原原本木研究起,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新的環境和新的青年,應當有新的希望。要去除舊病,以求得精神健康。我國五千年來,文化智慧的成就,希望同學們能有好的成就,一及百人,百及千人。
我在臺大開這門課,第一次四年,第二次三年,只講到大乘佛學。我摘要地寫一部書 Nature and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 【按﹕此即後來定名為《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的英文鉅著】,現在就是根據此書而講,以英文寫作,再以中文講述。哲學思想原來幾乎是不能翻譯的,現在經過這兩道曲折,難免有不少困難。當代也有不少人談中國哲學精神,其中有正也有誤。像馮友蘭的《新原道》由英國人翻譯成 The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的中 國哲學完全是由宋明理學出發到新理學的觀念。只佔中國哲學四分之一的份量,再加上他之了解宋明理學,乃是透過西方新實在論的解釋,因此剩下的中國哲學精神便 不及四分之一。
西方也有不少人談中國的 Intellectual History(中國學術史) ,但多半把中國真正的哲學內在精神犧牲了,再以西方的觀點去解釋,誤解難免就越大了。另外再看熊子貞,他從前研究佛學也是由宋明理學出發,大陸變色之後,他不幸沒能逃出來,因此他的《原儒》一書便不得不用應帝王的方式,用歷史唯物論的語法,使共產黨以為他是同情份子。這種用八股文的方式應帝王,把儒道思想安排到近代科學唯物論及歷史唯物論,顯然是極大的誤解。就像不少共產黨把Berkeley當作唯物論一樣,實屬無知。當然,熊子貞在共產黨的壓迫下,不如此便不能出版,這是值得同倩的。
我這部書是就思想傳承、時代背景而作的,以儒家為例,由先秦、兩漢、魏晉直下宋明清。在先秦時代產生的許多哲學思想體系,應當就其時代精神去了解。兩漢時,由於國家、社會、典章制度都改變,思想有新的發展,此時的儒家已經大異於先秦的儒家。再到魏晉,儒家衰退,道家興起,是為新道家,以王弼、何晏為代表人物,何晏號稱儒已人道;王弼則將漢代的易學、象數全用新的解釋。周易原自乾坤二掛,王弼卻由復卦說起,就是不再出哲學上的Ontology(本體論)立論。不由乾坤推展到萬有,改用 Meontology(超本體論)的方式,由無推展到萬有,這是透過道家的解釋對儒家完全誤解。後代許多人,由於文字的困難不能克服,講儒家由宋儒說起,由北宋五子、南宋及明清新儒家講起。事實上、宋明是十世紀以後的儒家,已經受六朝佛學、禪宗、新道家、道教等思想所影響,如果說宋明理學可以代表原始儒家,也是一種誤解。
近代許多作家並不是作家,而是文抄公,把大陸沒有變色以前的著作拿來抄襲而已。西方對於這點卻很負責任,都有附註的。不能以為住在這個小島上面,四面隔絕了,就可以把別人的著作拿來隨便抄錄。
在胡適寫的哲學史【按指《中國哲學史大綱》,僅上卷】裏面,重要如道家,他卻把老子看成反政治意識,孟子的重要明明在教育學說,他卻根本沒碰上邊。另外也有人看佛學非常複雜,難以整理,就到日本去亂抄。中國哲學通史很少人能寫,為什麼原因呢?第一、材料不充分,第二、無法駕御材料。從三國起,原始佛學由西域(不是印度)介紹過來,後來玄奘去印度,才把原始資料取回來。北宋以後能讀的人很少,只好束之高閣。古代到北宋的思想危機是原始的儒家、道家,佛學衰退,然後再有新儒家興起。學術是有時代性的,中國哲學的發展應當先把漢學的各門學問,包括文字、訓詁、典章制度等分開,其生命精神才是哲學。如顧炎武、黃梨洲等人是學問家,但不是哲學家。中國哲學到清初已經死了。
所有創造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二百多年,哲學已經死了三個世紀。西方思想於是乘虛而入,朝廷與士大夫所知道的只是天文、科學等等應用思想。而無法得到西方思想的精華。
所以今天談哲學,根本上我們要認清﹕漢武帝時,原始儒家 已經衰退了,漢儒所說的是經學。魏晉到宋朝末年,道家哲學也衰退了,道教起而代之。北宋以後,佛學衰退而產生了宋明理學。到了清朝,因受異族壓迫,哲學生機早衰。我們如今受外力的激盪,如果回顧西方,尤其是希臘,再對照原始儒家,倒非常相似。如果了解希臘哲學深刻的語,也可以因而更了解我們本身。西方十四世紀時想要復古,回到古希臘,但是十四十六世紀仍然辦不到,因為文獻缺乏。十八、九世紀時西方學者所寫的西方哲學史,許多成為笑料。後來才有許多希臘文、拉丁文專家。原原本本地從第一手資料去研究,所以十九、二十世紀產生了不少好的哲學史。近年來龍寫好西方哲學史的人很少,大體上
Catholic Univsersity 可以勝任這 項工作,因為他們可以直通第一手資料。中國哲學史亦然,首先當解決文字的困難,以當時的思想還之於當時,再按系統傳續下來,才能獲得中國哲學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
二、中國哲學之根本意涵
中國主要的思想體系是由原始儒家、原始道家、魏晉三玄以及初期大乘佛學(所謂般若學)為基線,再促成六朝後惰唐之中國大乘佛學,這是在形上學方面,由外國傳入一種思想、至惰唐而成熟為高潮。此後高潮漸衰,到北宋初年,中國哲學本位的思想才復興,就是北宋五子的理學,至南宋、明朝轉變成心學,到了明末、清代在整個中國哲學的發展上並非高潮,而是漸入頹廢。哲學上的衰退彷彿太陽將下山時,再一個迴光反照,這就是繼宋明理學、心學之後產生的新儒學思想,由形上學之高度深度方面拉下來切近人間世之現實世界,這是因為新儒學多少接上漢學家的思想。清朝中葉以後哲學死了。此時接觸西方思想,科學唯物論便乘虛而入。正如漢末不重原始儒道思想,印度思想便乘虛而入。清代哲學表面上看來是死了,其實它是受到新刺激,在一兩百年來,會再有新的高潮,決非膚淺的西化論者所能預料。外在的刺激使內在的創造衝動再生,所以中國一定會再有高度的哲學智慧。這是我的簡單的看法和希望。
現在進行討論課程本身的問題。在此之前,我常告訴同學,學哲學的人窮一課題先要請他生一次飛機。平常由常識看法,吾人生在人間世,但對人間世並沒有充分的了解。甚至生在此世,對世界也不知欣賞,只知咀咒。稍不如意,便由痛苦經驗去誤解、咀咒世界,認定它為荒謬。在飛機上,由高空俯視所謂黑暗痛苦的世界,卻有許多光明面。我曾經五次在美加交界的大湖區,由兩萬呎以上高空再俯視人間世,看到這個世界周遭被極美麗的雲霞點著了,成為一個光明燦爛的世界,這種美滿的意象,正如Heaven on Earth (天國降臨世間)實現了。關於這點,莊子很清楚,他的精神化為大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在未上之時,昂首天空,蒼蒼茫茫,而一上之後,再俯視此世,由時空相對的觀點看來,「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因此,人間世亦是美麗的,這可以糾正我們對世界的誤解。尤其今天太空人已經指點出了,吾人在地球上看月亮(尤其中秋節),便以種種詩的幻想去欣賞。但是太空人身臨其境,看月亮只是荒土一片。反之,由太空視地球,卻是五顏六色、輝煌美麗。學哲學的人,如果只認識此世之醜陋、荒謬、罪惡、黑暗,就根本沒有智慧可言。應該由高空以自由精神迴光反照此世,把它美化,在高空以自由精神縱橫馳騁,回顧世界人間,才能產生種種哲學和智慧。
再以一個故事為引線,引入原始儒家、道家、佛學之境界。中國文學在戲劇上,序幕時有一「獻詞」,以淺近的問題,把其中的文化意涵導引出來。這故事很簡單。相傳有一富豪,忽然興之所至,在山水明媚的地方設計一座大廈,建成之後,裹面空空如也。他說:如有畫家在此廳畫上一幅巨畫,乃可滿足我的心願。於是找來一位畫家,優予供養。此畫家具有藝術才能,可是外表上怪異,他住入新廈之後,不務正業,整天遊山玩水,吟詩作詞,兩月下來,毫無表現。這位富豪附庸風雅,竟也毫不干涉,又過了幾個月他才看急了。於是邀請畫家進入大廳,將他鎖在裏面,依舊送上一切供養。可是他依然不畫,忽然半年之後,靈感一來,便提筆在牆上作晝:下畫一小孩,小孩手牽一條線上達高空,線的另一端是一隻蝴蝶。原本是小孩放風箏。整個空間只是線條加上一隻蝴蝶,小孩牽看線,線上表現整個的寥寥天風,鼓動大氣,而大氣代表的整個力量Play upon the thread,小孩感受到整個力 量集中在線上,線前 把握在他手上。任何人要從事哲學思想體系的建立,除了坐飛機以外,在這世界上要平平實實地像小孩放風箏,雖然不能趨升入太空,但是宇宙神奇的創造力量卻在風箏的線上鼓動看,而線仍把握在小孩的手中。
在中國思想上這不是忽高忽低的魔術;而是發現中國民族集體智慧的線索。從儒家思想來看,在《漢書》「石永傳」裏有「建大中以承天心」,吾國古代的傳統思想上,總是要發揮中庸或中道的精神。「中」字代表中國整個的精神。此符號代表整個宇宙全體為一大圓圈,如果站在某一方面,則成為偏見,應該貫串起來上下皆通,還須如中,使之平衡。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就是要了解、把握、體驗宇宙全體,才可以安排吾人的生命於其中,貫穿起宇宙生命全體的力量。可見哲學智慧的形成並非單獨成就的,哲學的高度發展總是與藝術上的高度精神配合,與審美的態度,求真的態度貫串成為一體不可分割,將哲學精神處處安排在藝術境界中。所以儒家的主張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就是文化總體須有高度的形上學智慧,高度的道德精神之外,還應該有藝術能力貫穿其中,以成就整體文化。莊子也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中國人總以文學為媒介來表現哲學,以優美的詩歌或造及藝術或繪畫,把真理世界用藝術手腕點化,所以思想體系的成立,同時又是藝術精神的結晶。由於莊子的影響,唐代大詩人李白就說「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把哲學家創造的思想體系,不僅冷冷清清地形成思想的抽象系統;一定還要將整個宇宙的創造力量集中在自己的創造力量中,再表達他的思想,這樣一來,這個思想家,這種思想體系才是宇宙形象之美的結晶。
剛才說到畫家的一幅晝,在廣大的空間中貫注廣大的生命,形成 Cosmic play of forces,放風箏的人必須能掌握宇宙的所謂天風 寥寥,風箏的線貫串宇宙,宇宙一切力量表現於上,把宇宙雄寄的創造力掌握住。從原始儒家看,就是能夠直透宇宙大化流行的創造力,把個人的生命當作中心,再貫澈到宇宙的一切神奇奧妙中,如此才能形成中國有創造性的思想家。唐代詩人司空圖在作詩的藝術上頂多第三流,但是他在論詩的意境士所寫成的二十四《詩品》,每一段都達到極高的詩藝標準。如果我們把其中第八段「動健」,第一段「雄渾」,第二十四段「流動」,以及第三段「織儂」仔細讀下來,「動健」一段中的「形上學基礎」乃是整個儒家的周易思想體系。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霎運風。
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
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這是把整個儒家形上學創造體系的精神表現出來。另外在「雄渾」中則是表現道家如老子莊子的生命精神。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
道家在中國精神中,乃是太空人,無法侷限在宇宙狹小的角落裹,而必須超升在廣大虛空中縱橫馳騁,獨往獨來。乘虛凌空是道家的精神,但同時也要「積健為雄」,如大鵬在摶扶搖升空前,要先修養,先培風,積緊精神力量到一定程度才能起飛,就「積健為雄」方面看,原始儒家與道家是一致的。
佛學發展在印度原是多方面的。在西域原屬少乘,到中國後、只以小乘為外表宗教,只有儀式而無偉大精神,甚至被視為「淫祠」。到了這種思想逐漸在宮廷中生根,士大夫、讀書人才將它點化成高度的智慧。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道家的精神,佛學起不了作用。在後漢、三國、西晉時,流行在西域的小乘殘破思想被引進來,以中國高度的道家智慧去衡量,是無法滿足的。於是直接派遣具有高智慧的人西行印度,接觸了印度,接觸了印度由小乘進一步發展出的大乘佛學,再以高度的智慧與之結合。於是,以般若為階梯,形成六朝後.惰唐各宗各派的大乘佛教。由此可見,拿空袋子裝外來思想是不行的,必須自己先有高度智慧,才能在學術文化上取法乎上,視為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使雙方長處都能顯出來。道家與佛家的結合過程不是今天高倡全盤西化的人所知道的。不知道取法別人的高度智慧,是無法建立自己豐富的哲學智慧的。
佛學來到中國後,我們以道家的高度智慧相迎,使大乘佛學更進而發展出禪宗的高度智慧,並與儒家性善的精神相結合,使得原本外來的佛學完全變成中國的智慧。這一段歷史教訓、可以讓今日膚淺的西化論者得到莫大的教訓,如今的西化論者,對於希臘的文學、哲學,希伯來的宗教,以及近代的科學文化(並非只是科學唯物論)等等,根本都是澈底的誤解。因為我們對自己誤解,對西方的誤解,所以半個世紀以來在思想上缺乏長進,這才是真正的空袋子。以前因為只在西方最壞的地方如表面的典章制度上接受,所以使得西化淪落為共產化,我們也由大陸退守到臺灣來。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思想貧乏的結果。如今我們應當重新發掘民族文化的優越,重新創造!
三、研究中國哲學之途徑
在正式討論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以前,應當知道﹕我們的哲 學觀點是什麼?中國哲學不管向那一方面發展,都有共同精神,形成中國哲學的同一性:這不是憑空而來,乃是由哲學家心靈深處激發出來的。假使要問﹕所有這幾派中國思想,其代表者本人的內在精神是些什麼?簡單說來,這種種不同的精神都集中在一點,就是表現﹕「向人性深處去了解,然後體會人性木身與其一切努力成就,處處可以看出人性的偉大。」尤其是從儒家開始,在「創生不已的世界裏面,安排人類的生活,表現人類精神生活的偉大。」道家、甚至佛學,都進一步發揚了這點。蘇格拉底曾稱頌
Isocrates,他說﹕There is philosophy in the man!(「此人之中有哲學!」)我 們可以將它改寫為There is man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 學之中有位人!」)中國人不僅是冷靜的思想家,在他的生命中還有高貴的人性、豐富的情緒。與偉大的理性。這些一起發揚出來,形成偉大的體系,才是中國哲學的特色。中國哲學的通性是什麼?各派代表人物的特性又是什麼?我們前面談到,哲學在各種文化中都不是單純發展的。在西方,如果不了解希臘的詩歌、雕刻、繪畫等等藝術上的發展,是不能了解哲學的。尼采會說,如果希臘哲學只有「阿波羅精神」,那麼它早已\牯雂F。但是它另外還有「大安理索斯」精神,將藝術精神與哲學智慧結合,才形成西方不朽的文化。中世紀接收了希臘的哲學智慧,但是直到與希伯來的宗教情操結合之後,才形成中世紀宗教文化的高度精神。印度方面,如果只看他的神話文學,可能流於荒誕。但是除此之外,他還有由《奧義書》到各宗各派的哲學,這種哲學智慧與文學、詩歌,皆表達在高度的宗教精神中。印度哲學與詩歌大結合,才產生印度高度的宗教與高度的哲學。近代歐洲則由藝術精神與哲學幻想結合,才形成文藝復輿的輝煌。近代西方人把精神深透到自然界,發掘其秘密,以愛美的藝術精神作引線,深透到外在的自然界中,發揮他無窮的好奇心,舉凡數學與各種物質科學都有藝術精神在後推動,才形成近代的科學文化。所以十七世紀的大思想家多半同時是科學家,可見哲學不是單軌發展的。
回顧中國哲學,在任何時代都要「原天地之美,而達萬勿之理」,以藝術的情操發展哲學智慧,成就哲學思想體系。近代西洋哲學中,哲學的發展是依循邏輯科學方法所指點的路徑,再去認識主觀世界或客觀世界,重點在知識論上面。但是由這種途徑想了解中國哲學,只能了解戰國時代的刑名家(惠施、公孫龍)或墨家(別墨)而已,但是這些思想在秦代以後就已經不行了。所以我在此不採取邏輯與知識論的途徑。還有一點,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自遠古以來,皆以「正德、利用、厚生」為政治理想的一條路。但是也有些思想家,只知道「利用、厚生」,而忘記了出發點的「正德」,成了「缺德」。比如戰國末年,法家刻薄寡恩的思想便是這種。這種法家的途徑,中國人不能贊成。所以後來王安石的變法不能成\央A我也不取用這種方法來探討中國哲學。
另外,西方中世紀所採的宗教的途徑方法不錯,但不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中國是所謂的Chinese Precocious Culture(中國 的早熟文化)而且中國的文明正如同面對東方昇起的光明燦爛的太陽,驅散宇宙間的一切雲霧,成為光天化日的世界。這在其他文化中是需要長時期的演變才能達到的,如西方的埃及、希臘、印度等,都經過了長時期的神話時代,直到紀元前八、九世紀才逐漸昇華。只有中國不同,他在藝術上、雕刻上、文學上固然也表現了一部分,但在《尚書》這部古書中,中國人在精神上最佩服、最醉心的卻是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就是說,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就出現了大太陽,成為澈上澈下的理性世界。所以找不到如同希臘Homer與Hesiod,或者印度Vedas之類的作品。在中國思想史上最缺乏的是哲學的前奏,或是神話系統。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神話,而是說,像《山海經》、《楚辭》這些神話系統都出現在春秋戰國以後,不是哲學、藝術的前奏。所以,在中國相當缺乏神秘經驗,也就很難採取宗教的途徑。在中國,宗教的本質就是倫理,一開始便是以理性開明的倫理文化代替神秘宗教。而中國文化思想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便已經大致定型了﹕以理性的道德價值支配人心的情緒,直到東漢佛教傅來,情況才稍有改變。大體說來,整個中國哲學是以理性主義為主要部分。西方宗教傳入中國,如果在這一點上不能適應,就像佛教如果不哲學化的話,早就亡了。像波斯教、祅教、景教在中國早已成為史蹟,便是明證。由此更可看出﹕以西方「宗教的途徑」研究中國哲學也不易行得通。
如果我們採用形上學的途徑,但也就是哲學的途徑,那麼,刑名家、法家、墨家也許不同意,真正的宗教家也不完全同意。但是,若就中國哲學的發展看來,卻最適合歷史的真情實況。所以我將採取孩上學的途徑,至少可以由這個途徑來了解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學以及新儒學的精神。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此地所說「形上學」的意義。有一種形上學叫做「超自然的形上學」,如果借用康德的術語加以解釋。康德本人有時把「超越的」與「超絕的」二詞互換通用,我卻以為不可。所謂「超絕的」正具有前述「超自然的」意思。而「超越的」則是指它的哲學境界雖然由經驗與現實發,但卻不為經驗與現實所限制,還能突破一切現實的缺點,超脫到理想的境界;這種理想的境界並不是斷線的風箏。由儒家、道家看來,一切理想的境界,乃是高度真相含藏之高度價值。這種高度價值又可以迴向到人間的現實世界中落實,逐漸使理想成為現實,現實成就之後,又可以激發新的理想。這是我用「超越形上學」的根據。也就是說,一切超越價值的理想不是只像空氣般在太空流動。而是可以把它拿到現實的世界、現實的社會、與現實的人生裏,同人性配合起來、以人的努力使它一步步實現,在這種情形下,形上學從不與有形世界或現實世界脫節,也絕不與現實人生脫節,而在現實人生中可以完全實現,如此,「超越形上學」在理想價值完全實現方面看來,又一變而為「內在形上學」,一切理想價值都內在於世界的實現、人生的實現。
我所謂的形上學途徑,主要是由方法學上來設想。從某些宗教或希臘哲學或近代西洋哲學來看。這些思想體系中的哲學家有一套本領,這本領可以藉希臘神話中的一段故事說明:在這神話中,有一人出家遠遊,回家後一看,竟然故鄉的房屋、人物都一分為二。他不知該親近那一個,於是思想落入二元論的範疇。二元論的本領是不從全體性來看世界,卻總是將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生看出兩面來。於是希臘哲學家採取二分法,一邊是絕對存有,具有完滿價值;另一邊是絕對虛無,就是虛妄假相。如此,希臘哲學在精神上陷入二元論,馬上落人下界,產生很大的困難﹕人類的靈魂要作很大的掙扎,經過靈魂遷昇,才能達到很高的境界;達到高境界時,再回頭看現實世界,就認定它是個罪惡的場所,所以不願意下來了。如此一來,希臘人在價值方面,借用柏拉圖的話,上界與下界之間有一道鴻溝、一道隔閡。超升到精神領域,則同下界脫節;生活在下界,則又與價值理想遠離。由此形成了巴曼尼底斯、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思想體系,甚至亞里斯多德也想貫通兩界、而無法辦到。最後,哲學只有達到宗教,成為神學,而科學的發展就比較難於安排了。
上下懸隔的二元論在希臘哲學上是困惑,絞盡了哲學家的腦汁,無法解決。這種思想多少也影響了希伯來宗教,造成宗教上的困惑。雖然基督教有「天國在地上實現」的理想:但是人類生活在世界上,縱然形成一種智慧,也只是對上帝的偽智。這證明了在超自然的宗教世界與現實的人間世界之間的二元論鴻溝很難消除。而真正的天國如要建立起來,自然界是要幹掉大部份的。反觀中國,卻一向沒有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鴻溝。所以很難接受超自然形上學的思想系統。流行在儒、道。佛、新儒家之中的,都是「超越形上學」,承認這個世界可以有價值,而這種價值是由理想世界上流行貫注下來的,連成一系。所以,中國思想不可能像近代西洋後期的科學發展那樣,產生價值中立主義,以漂白法把價值都漂白了。一旦科學唯物論成立後,再安排宗教生活、藝術生活,就相當困難了。
在中國,要成立任何哲學思想體系,總要把形而上、形而下貫穿起來,銜接起來,將超越形上學再點化為內在形上學,儒家中人,不管道德上成就多高,還必須「踐形」,把價值理想在現實世界、現實人生中完全實現,道家固然非常超越,但是到最高境界時,又以道為出發地,向下流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家理想,亦須貫注到現實人生中。中國人之所以不同情小乘佛學,就是因為(它)想逃避現實生活,想逃避黑暗、痛若。而大乘佛學根據高度的般若精神、智慧精神,才曉得最高的宗教意義不是完成個人生活上的快樂,而是追求整個人類、整個生命的精神解放。中國人所以不重小乘而重大乘,就是因為宗教智慧是以拯救眾生、拯救世界為目的。應該不逃避人世間一切艱難痛苦,使般若涅槃與塵俗世界結合在一起。最高的智慧是拯救世界。這才是真正的宗教。哲學上的智慧在中國各種思想發展看來,都是要避免「超自然形上學」的缺陷,而發展「超越形上學」,看重價值理想,這種價值理想又當在現實人生之中完全實現,如此方可以拯救世界、拯救人生。
把一套「超越形上學」轉變為內在於人類精神、人類生活的「內在形上學」,我所謂的形上學的途徑就是採取此種觀點。採取這種觀點,在思想上要避免兩個陷阱:第一是二分法為了思想便利,採用二分法,把宇宙劃分為兩種境界,人生劃分為兩種境界,使它們之間脫節,建立不起橋樑。第二是分析法中國思想外表上看來似乎有缺點,不像近代西方之重分析法;其實中國不是沒有,像刑名家,墨家在這方面都有高度發展,但是後來中國人覺得要講分析,就應當澈底,片斷的分析是錯誤的,看了一面,就執看了;看了另一面,又執看了,如此構成邊見,而無法透視宇宙人生意義之全體。所以談分析,就應當分析澈底,使宇宙秘密不論上下左右沒有一樣遺漏,這才是澈底的分析,整個宇宙的全體、整個人生精神的全體、才能都在吾人面前一起透視出來,然後吾人可以針對宇宙人生各方面所形成的旁通統貫的觀點,在精神上超越了,提升起來,再發展一個觀點來透視一切透視的系統。如此才知道﹕分析法不到家,是虛妄分析;真正澈底的分析才能幫助我們由直覺上把握宇宙入生的全體意義、全體價值、與全體真相。在這個意義下,哲學才可以稱為體大思精的思想體系。
四、中西哲學之根本差異
在我們開始談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學、宋明理學心學之前,首先我們要把中國哲學的通性與特點作一簡略的說明。
在許多可能的研究途徑裏,我選擇形上學途徑,由於這種選擇,便有了看重點﹕像法家、陰陽家、乃至刑名家、墨家之類因為他們的形上學氣息此較薄弱些,所以以後不化什麼時間去討論,而把重點放在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各派大乘佛學以及宋明新儒家上面。
一提到形上學,就要分清楚:有一種是「超絕的形上學」(或稱為「超自然主義的形上學」)。為什麼提到這一點呢?我們看。在世界哲學史上,古希臘、中世紀、以及近代歐洲,在哲學上都與希伯來宗教有類似的作法。借用懷德海的名詞來說,就是運用對比原理的方法,由邏輯看來,這就是以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生劃分為兩截。比如在希臘(哲學),一方面是形而下的物質世界,另一方面是法相世界,即真善美的價值世界。這二分法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兩層世界隔絕了。在柏拉圖哲學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分離」,就是在形而上與形而下世界中間很難建一座橋樑加以溝通。於是使絕對的真善美的世界很難在這個世界上完全實現,在希臘如此,在中世亦復如此,拿宗教上的《啟示錄》為依據,一方面是真正的宗教領域天國,另一方面是自然界以及人類寄居的人間世。雖然也有人認為天國的精神價值可以完全在人間實現,但是這種「天國降臨人間」的理想如果真正實現,中間要經過許許多多的自然災難!物質世界要毀掉大部分,然後這種精神才能移完全實現,這其中也隱合了超自然形上學。關於這點,可以藉英國Julian Huxley 的一段話作簡略說明,他說:
「夫今西方世界,已陷於兩套思想模式、而相互衝突不已之二難窘局,淪於進退維谷之困境。其一乃依絕對模式而運思者,如真、美、善之絕對,其二悉得諸絕對之絕對,斯即上帝是也,或目之曰神。自然界之於超自然界,肉體之於靈魂,時間之於永恆,啟示中之絕對之於純理中之絕對,前者莫不仰資於後者,始得濟足而輔全之。對一切問題,皆力求於二者之間,竭盡可能,而一一索解。人在宇宙之中,其地位特一永恆之靈魂耳,為上帝神明所造,復 藉永恆價值以實現其命運者,如斯而已!」 (孫格拉底新譯)
這正是超自然形上學的一個聲明。換句話說,近代一方面是宗教以及同宗教連在一起的超絕形上學,另一方面是近代科學所肯定的自然世界,這兩者之間形成強烈的對立。
當然,除了希臘、中世用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分成上層世界(精神領域)與下層世界(物質領域)之外,近代歐洲自笛卡兒以後用了另外一種二分法,把內在的心靈世界與外在的客觀自然界又形成了對立。由此看來,近代歐洲哲學除了上界與下界對立,還有內界與外界對立,終於產生知識論上的許多困難。大體上說,西方希臘、中世大部分乃至近代,尤其自形上學方面看,總是透過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為兩部分,產生其中嚴重的聯繫問題。
由中國哲學看來,卻可以避免這項困難,因為中國哲學縱然為理論方便,也將世界分成許多不同的境界,但是每一境界與每一境界之間都有連鎖處、貫穿處,而不是對立、分立的。所以中國形上學不是超自然形上學或超絕形上學,頂多